在协商离婚时，由于双方希望尽快处理婚姻关系、抚养关系及财产问题，往往忽略了对抚养费标准的全面考量。在部分当事人看来，即使先行对抚养费进行了约定，后续也可以通过孩子的名义请求增加抚养费，这种一知半解的想法将使双方后续产生一系列麻烦。
诚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五条第2款作出了关于子女抚养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的规定，但该规定其实是有严格的前提条件限制的，在非必要情况下一般不得随意增加原定抚养费数额。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子女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父或者母增加抚养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
（二）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
（三）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
除直接抚养方收入急剧恶化以至于严重影响子女生活水平或子女患病而需求显著增加等显而易见的法定情形外，宏观数据与父母收入的波动、父母再婚再育等理由是否构成必要的正当理由，以下从实践中普遍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
1）子女抚养费并不必然与父母的收入同比增减。
实行自由经济的当今社会，人们的职位甚至职业均非固定不变，工资收入有波动无可厚非，父母的收入是在有必要增加子女抚养费时，判断负担能力的参考指标之一，不能直接等同于增加抚养费的必要性。
简言之，如果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以自身收入降低、另一方收入增加为由，主张要求增加抚养费金额，那么今后未直接抚养方是否又能够以直接抚养方涨薪为由要求降低抚养费？
答案不言而喻，由此可见，简单地将抚养费与父母收入挂钩，不利于稳定地保障子女权益，甚至可能导致诉讼资源的滥用。
2）抚养费不必然随着宏观统计数据变化而变化。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等数据波动与父母收入一般无可厚非，除此之外，还需对物价上涨、消费指数、时间跨度的长短等因素综合考虑，方能充分证实子女的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实际生活水平这一观点。
若简单地与宏观数据挂钩，实际是变相鼓励直接抚养子女方违背诚信原则，推翻原协议，增加给付抚养费一方的经济负担。
3）再婚再育不应成为要求对方增加抚养费的理由。
诚然，双方除子女的父母身份外，往往还是再婚配偶的扶养人、新生子女的抚养义务人。
但直接抚养方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签订离婚协议时，直接抚养方应对再婚再育的可能、抚养子女的经济负担具有充足的预见及判断。
由此可见，再婚再育不足以达到直接抚养方经济条件发生显著变化的目的，自然也不可以此为由要求对方增加抚养费。
离婚协议具有整体性，抚养费金额可能是父母一方对财产分割做出让步与妥协的结果，对于这种情况，应当委托专业人士对财产让步、夫妻共同财产抵扣抚养费的事实进行明确，避免抚养费有机会成为变相分割财产、发泄负面情绪的手段。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十二条之规定，父母双方可以协议由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并由直接抚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养费。
但是，直接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也就是说，父母双方在对抚养费金额进行协商的同时，也需要兼顾抚养能力，避免父母一方为争夺抚养权而做出对方无需支付抚养费的承诺，却又在事后要求追索抚养费。
父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基于真实意思表示达成的协议，只要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则协议有效，对父母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无论是父母双方签署的协议，还是法律赋予的变更抚养费支付标准的权利，实际皆是为了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既然父母离异已成事实，就更应该积极降低离婚对子女造成的消极影响，父母在协商抚养事宜时全面考虑双方及子女的实际状况，对约定的权利及义务友好协商及履行，共同营造、维护子女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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